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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背后的引而不发、意味深长和沉默,是一个优秀小说品质的保证

作者:admin 来源:未知 更新日期:2020-01-21 浏览次数:

  
 

   2018年5月份,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,从沈阳回北京的高铁上,窗外飞速闪过一片片波光粼粼的水稻田。

  
 

   在遥远的北方,仿佛置身南方和煦的春日,这让我深感诧异。

  
 

   我想起小时候,这样的春天,我家总会迎来一对远房穷亲戚。

  
 

   一个胖乎乎、头发灰白的瞎子,终日穿着那身一成不变的黑色灯芯绒中山装,背着一只干瘪的褡裢,手搭在瘦小的瘸子的肩上,瘸子给他领路,两人一路闲聊,风尘仆仆,朝我家方向走来。 按今天的话,蹭饭来了。 听说从很远的地方来,要走上大半天,到我家通常傍晚,吃完晚饭,还得住上一宿。 瞎子会算命,平时靠此为生。

  
 

   没生意的时候,便来我家,起先母亲还和颜悦色,宰杀老母鸡招待,来的次数多了,母亲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,后来就有些怠慢。

  
 

   好在瞎子也不计较,做啥吃啥,大大咧咧的,饭量还很大,连吃三大碗。 吃完晚饭,天已黑透,母亲给他们铺好床铺,洗好脚,瞎子、瘸子就挤着一张床,说闲话,讲各种鬼故事,上吊的小媳妇,喝农药的妇人,倒路鬼,露水鬼,难产鬼,活灵活现,听得人毛骨悚然。

  
 

   那会家乡正好发生一起耸人听闻的谋杀案,一个嗜赌的小青年,因为赌资和邻居发生了争执,被敲晕锁进一只大木柜里折磨致死。

  
 

   这一幕正好被邻居的小女儿目睹并最终事情败露,酿成了一桩不大不小的群体性事件,打了防腐剂的尸体在街上摆了好些天,各种传言都有。 二十多年过去了,这件事一直深埋心底,很多次想动笔,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,直到我再次想起瞎子和瘸子,并将他们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。

  
 

   两个毫不相干的人,在小说中的相遇,对我来说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,如黑暗中打开了天窗,一切豁然开朗。 在沈阳回北京的高铁上,我写了黑暗中瞎子与瘸子的一段对话,这段看似与小说离题万里的对话,我以为是这个小说成败与否的关键点。

  
 

   我充分信任读者。

  
 

   这是为何要在写作技法上设置一定难度的前提。

  
 

   我喜欢看似漫不经心的闲笔,在掩卷沉思的那刻又处处闪现出来的光亮。 仿佛小说的每处褶皱都是深渊,每个细节都驻扎着灵魂。 我们不拒绝好看的故事,但我们拒绝一个好看的故事背后的平庸和苍白。 说到底,我们拒绝口香糖文学。

  
 

   故而,小说背后的引而不发、意味深长和沉默,是一个优秀小说品质的保证。 写作《骑鹅的凛冬》时我已经32岁,出过几本不甚出名的小说,除了写作本身,对很多事,想说的越来越少,也越来越沉默。

  
 

   当然,我的问题不在于此,和1961年,32岁的马尔克斯一样,我们遇到了同样的难题,“作为作家最大的问题时,在写过那些书以后,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条死胡同,我到处寻找一个可以从中逃脱的缝隙。 我不认为我已才尽,相反,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书未写,但是我找不到一种既有说服力又有诗意的写作方式”。

  
 

   是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将马尔克斯从缝隙中解救了出来。 胡安·鲁尔福笔下那个到处死人在说话的墨西哥村庄,和我经历过的90年代漆黑一团的湘西南乡村,某种程度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。

  
 

   “为了写作,我需要脚踏实地,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  
 

   任何事情,我都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地方,以便赋予它生命,一旦它有了生命,我便跟随它。

  
 

   ”对我而言,从对一只叫庆松的鹅命名开始,我重新置身于童年时代的土地,回到熟悉的氛围,那些消逝的点滴,是这个小说灵感的来源,也是对这篇小说情感的最佳注脚。

  
 

   它无法命名,既不属于城市,也不属于乡村,它是火焰,是遗憾,是报复,是愤怒,是别离,也是悲悯和理解。

  
 

   作为小说家,我希望我能更骄傲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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